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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[拼音]：Mengzi

[外文]：Mencius (约公元前372～前289)

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。名轲，邹（今山东邹县）人。约生于周烈王四年，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。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，幼年丧父，家庭贫困，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。学成以后，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，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到过梁(魏)国、齐国、宋国、滕国、鲁国。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，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。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“遇远而阔于事情”，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。最后退居讲学，和他的学生一起，“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”。

在孟子生活的时代，百家争鸣，“扬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”。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加以激烈抨击。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，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“亚圣”。（见彩图）

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，发展为仁政学说，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。他把“亲亲”、“长长”的原则运用于政治，企图在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上，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，以缓和阶级矛盾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。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，认为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；另一方面，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，主张统治者应该象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，人民应该象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、服侍统治者。孟子认为，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，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，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；反之，如果不顾人民死活，推行虐政，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，被人民推翻。

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，包括经济、政治、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，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。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。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，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所谓“民为贵”，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础；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，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。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。他的仁政的各项具体措施就是以这个总的思想为指导制订出来的。

孟子说：“夫仁政，必自经界始”。所谓“经界”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，实行井田制。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，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，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，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。每家农户分有100亩耕地和5亩宅园，种植桑树，饲养家畜，吃穿自给自足。孟子认为，“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只有使人民拥有“恒产”，固定在土地上，安居乐业，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，为非作歹。

孟子认为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，统治者再兴办学校，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，引导他们向善，这就可以造成一种“亲亲”、“长长”的良好道德风尚，即“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而天下平”。

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，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，被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来爱戴，纷纷跑来归附。如果发生战争，本国的人民会奋不顾身地拿起木棍去抵挡强国的坚甲利兵；强国的军队也不情愿去攻打这种象父母一样仁慈的国君。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孟子所说的仁政也叫做“不忍人之政”，它建立在统治者的“不忍人之心”的基础上。孟子说：“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”“不忍人之心”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。但是，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“兼爱”，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。孟子主张，“亲亲而仁民”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，把这种血缘的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。如果最高统治者不这样做，孟子认为，大臣应该去纠正他的思想，“格君心之非”。对于贵戚之卿来说，如果君主不听规劝，则有权把君主废黜，另立一个理想的君主。他说：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。”

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，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。他说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‘天下国家’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后来《大学》提出的一套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程序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。孟子认为，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，都应该重视道德修养。

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。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，即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孟子认为，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之中，仁、义最为重要。仁、义的基础是孝、悌，而孝、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。他说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”；“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”。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，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。他说：“为人臣者，怀仁义以事其君；为人子者，怀仁义以事其父；为人弟者，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，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”（《告子下》）。

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，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。他认为，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，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。他说：“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疑之？圣人与我同类者。”这里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，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。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，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，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。孟子认为人类不同于禽兽的地方，就在于人有这种道德而禽兽没有。

孟子认为，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。是人心所固有的，是人的“良知、良能”。他说：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，“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”。

孟子主张性善，认为人人都有“善端”，即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，称为“四端”;有的人能够扩充它，加强道德修养，有的人却自暴自弃，为环境所陷溺，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。因此，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。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，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也要奋发向上，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。应该做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。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，应该“舍生而取义”，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。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，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，这就是所谓“浩然之气”。这种气“至大至刚”，能够主动扩张，充塞于天地之间。

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。宋代以后，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，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，影响深远。

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，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，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。他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”。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，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。孟子的思想体系，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，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。凡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，孟子都归结为天的作用。他说:“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，则天也。”因此，孟子主张“乐天”、“畏天”、“事天”，顺从地接受天的安排。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。

孟子极力追求尽心、知性、知天的精神境界。为了达到这种境界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，强调主体的自觉、向内追求，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，“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”。这种思想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，成为孟子本人自命不凡的精神支柱。他说:“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”。由此也引申出他的英雄史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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